“南江村曾是名满龙江的‘首富村’，但十几年来，于富顺等两委领导，竟把南江村败祸成了问题成堆的困难村。老一辈们创建的18家企业仅存一家，怎么没的他们不公布老百姓不知道；大量基本农田被转卖用于房地产开发，但因从不公布账目，以致数以亿计的卖地款去向不明；他们甚至自定土政策，以利诱加胁迫的手段，强行将我村1968年以后出生的850多人‘农转非’。他们高压治村，根本就没有百姓讲理的份儿！我们向上级举报，有相关领导却包庇袒护他们，而我们却有多人被无故拘留，因此他们更加有恃无恐！”2015年10月10日，接到投诉的记者，赶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南江村进行了采访。
曾经的辉煌与眼下的困境
西安区温春镇位于牡丹江市的南部，其下辖6个村，其中之一便是南江村。
说起南江村辉煌的历史，曾任村理财小组组长多年的徐文老人的嗓门立刻大了起来。 “我们村过去可是有名的富裕村啊！”徐文称：“解放后我们村的第一任支书刘照义，是个老八路，那是真干啊，就连挖大粪，他都是第一个跳下粪坑就开干，别人能不紧跟吗？！”
丁凤英不无感慨地说：先辈们捐了自家的车马、农具入了合作社，在刘书记的带领下，拿命打下了南江村的基业。
“从我记事起，就看着父亲和徐文大叔等老一辈们辛勤地建设着南江村。终于，他们为村里建成了玻璃钢化厂、石材厂等18家企业，村里还有基本农田数千亩。”郎玉兰说：“那时我们村的生活真是红红火火！”
接着，她话锋急转：“再大的家业也禁不住败家子们败祸，如今18家企业只剩下南江宾馆，原有的几千亩基本农田中，位于市郊的616亩菜地仅剩下徐文大叔家的几亩，旱田仅剩下七队的一部分！”郎玉兰称：“但最近几天，新的占地、拆迁公告已经张贴出来了，用不了两年，这剩下的基本农田，也将被占。到那时，还有南江村吗？”
投诉人郎玉兰手指身后告诉记者，南江村这些基本农田，到明后年，将全部被侵占
沉默了一会儿，郎玉兰盯着记者说：“这一次占地，依然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表决，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在南江村已成惯例！”
“我们村两极分化严重，徐文、谭宝正等一批创业元老，每月仅有260元养老金。包括徐文大叔在内的一些人，只好靠扫大街、推垃圾车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计。”郎玉兰指着徐文家低矮如窝棚的小房子说：“这就是创业元老的家！”
帕金森病缠身的77岁谭宝正，尽管身体颤抖不止，仍然还在劳动。他告诉记者，村里连低保都不给他办。
“谭家是全村困难户之一，但他们的低保就是办不下来！”郎玉兰称：“我们村的低保名单和账目一样不敢公开！”郎玉兰称：“普通村民生活困难，但有些村干部们却生活奢靡！”
“还有人去澳门赌博呢！”丁凤英告诉记者。
“现在全村有850多人被‘农转非’，没有安置，很多人没有就业，离开土地，让他们手足无措，有些人只能在家啃老！”郎玉兰称：“老人、孩子都难啊！”
是是非非“农转非”
“‘农转非’把孩子们给坑了！”谈到南江村的“农转非”，徐文脱口说道：“开始的时候，我就反对！”
他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女儿，以及孙子、外孙等共7人被“农转非”。
反对的不止徐文一个，“老家伙死一个少一个，把孩子们都撵出去，将来这土地和财产都落到了谁的手里？”王姓村民愤怒地对记者说。
“我和我的家人共8人被办理了‘农转非’，我们很多人中了他们的圈套！”郎玉兰称：“二轮土地承包，在2000年就应该分地，可是南江村一直拖到分完安置费，把我们清出去后，才分地。”
“你们村的‘农转非’究竟是怎么回事？”记者问。
“随着房地产的开发，我村的土地越来越值钱，村两委领导就在2001年搞出了2万元买断一个人在村里所有权益的‘农转非’。”郎玉兰称。
“当时谁是村主任，谁是村支书？”记者问。
“于富顺是村主任，马文昌是村书记。”郎玉兰答。
“如此重大的事情，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记者问。
“村委会在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表决的前提下，于富顺、马文昌等人擅作主张，将196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村民户口全部‘农转非’。《南江村安置补助费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安补分配方案》）也没有经过村民大会讨论表决，每人给2万元的补偿费，完全是他们自定的！”郎玉兰称：“客观地说，‘农转非’对部分百姓来说确实是件好事，因为有些孩子要到城里上学，没有城市户口，要交钱，但必须先经过我们本人同意，你们不能强行办理！不应该一刀切，《安补分配方案》必须履行法定程序才能出炉才能实施。”
“在分安置费之前，马文昌支书曾在换届选举大会上承诺，孩子的户口虽然‘农转非’了，但依旧享受村里的一切待遇，于富顺上来之后，这就不算数了。十多年来，被‘农转非’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安置，很多人在城里没有工作，而村里也早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置，他们过着无人管无人问的生活，就业难、生存难、孩子上学难、开具相关证明难成了他们的生活主题！”郎玉兰称：“每年都有村民到村委会、到镇里讨说法，但均无果。”
“你们都公证了，也领钱了，还找什么呢？”记者问。
“我们不仅有事实基础还有法律依据。第一、因为他们违法：他们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表决通过《安补分配方案》，仅仅几个村干部拍拍脑瓜门子就决定了我们850多人的命运。第二、《安补分配方案》含有胁迫成分，我们很多人是被迫签订的《公证书》，《公证书》因此无效。《安补分配方案》第二条第7款是这样说的：‘南江村民集体农转非，没安排工作的，符合条件的，必须领取安置补助费。不愿领取安置补助费的（包括有承包地的）今后不再享受南江村村民的一切待遇’。也就是说，即使不签《公证书》不领安置补助费，也不会再分到土地，不再享受村里的任何待遇。而且，我们的户口在这之前都已经被村里集体‘农转非’了！第三、因为有先例：与我们同在西安区的沿江乡共民村已经纠正了与我村相似的错误做法，已经给了被‘农转非’的人一条活路了！第四、因为不公平：很多市里户口的人、空挂户、外来户不仅与我们一样领取了补偿安置费，现在竟依然拥有南江村的集体土地，而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本村村民，却被清了出去！还要说的是，全村近3000人都领了钱，为什么单独把我们清出去？”郎玉兰称。
风雨上访路
回忆自己的上访往事，郎玉兰的情绪立刻激动起来。
“看着大家的艰难处境和老一辈创下的基业被逐步侵吞，曾一度保持沉默的我，于2014年3月31在村民的要求下，加入其中走上了上访之路。”郎玉兰称。
“我和丁凤英、李彦江、吕宝刚、冯守军、刘广志等代表在多次找于富顺讨说法无果的情况下，代表全村600多被‘农转非’的兄弟姐妹，向温春镇政府递交了申诉书，阐述了事实及理由，要求重回南江村，镇政府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答复，对我们的诉求不予支持。”郎玉兰称。
“2014年5月5日，村民聚集在村委会一楼要求召开村民大会投票表决是否允许我们这些人回归南江村，正拿着票箱子的丁凤英被村委会成员王庆河打倒在地，她并没有还手。因为我事先已经告诉他们无论怎样都不许还手，因为只要我们这些代表一还手，就必然被抓，甚至被判刑。当时，我已经发现有便衣警察混在村民中了。王庆河打人便衣并没有阻止，其他村民愤怒了，蜂拥而上，打了王庆河。直到有人报警，王庆河才被赶来的警察带走，也有4名目击者向警察证明丁凤英没有打王庆河。”郎玉兰称：“但后来，警察竟然以丁凤英将王庆河耳膜打坏为由，将她抓走并关押了34天！”
“我们向西安区政府进行了申请，2014年5月21日，西安区政府做出了不予支持的答复。他们的理由是南江村委会关于‘农转非’村民被剥夺权利及待遇是通过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的，属合法行为。”郎玉兰称：“这显然是在撒谎！”
“我当面向西安区郭副区长等人索要大会会议记录及表决数，他们拿不出来！”郎玉兰称：”我们不服，就到市政府上访。途中，丁凤英被宁安法院带走了，理由竟是8年前的交通肇事案，这起案件，早已经了了，我们清楚这是为了阻止她上访。但我还是带领大家到市政府递上了材料。”
“他们关押我15天，让我承诺以后不再上访才把我放了！”丁凤英称：“我被抓7天后，郎玉兰也被抓了进去。”
“2014年5月27日上午9点多，我们正在商议上访事宜时，先锋分局出动多辆警车将我带到先锋分局审查到半夜，在无任何理由与罪证的情况下，以涉嫌寻畔滋事罪的罪名将我刑拘，并将我的丈夫陈铁龙及其朋友羁押于看守所。2012年8月，他们因酒后妨害公务已经被先锋分局调解处理过了。我当然明白他们的用意，6月9日，先锋分局强迫我签《保证书》，保证不再带头上访等，如不签，便不释放我的丈夫及朋友。我只好签字，他俩因此被释放，我在被关押21天后才被释放。”郎玉兰称。
“我被释放前两日，丁凤英又被先锋分局抓进了看守所，理由是5月5日丁凤英在村委会殴打王庆河致其耳膜破裂，而事实是王庆河殴打了丁凤英而她根本没还手，多名目击者早已经向警察证实过了。”郎玉兰称。
“警察是以我把王庆河打成耳膜穿孔为由抓的我，我才1米58，他有1米90多，又高又壮，检察院的人都不信，他们说我得站在凳子上打王庆河！”丁凤英笑着说：“我被关了34天，他们为了防止我上访，把我的身份证都扣了。”
“7月9日，市政府做出了《关于郎玉兰等人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维持了《西安区政府关于郎玉兰等人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理由是，2001年8月16日，南江村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决定《安补分配方案》，每户出一个代表进行表决，通过了《安补分配方案》。”郎玉兰称：“他们说假话怎么不脸红呢？！”
在南江村的公示栏里,又张贴出了新的征地公告，但有多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表决通过，他们不知情
记者向徐文等数名村民求证，他们均否认了“南江村召开村民大会讨论决定《南江村安置补助费分配方案》，每户出一个代表进行表决”的说法。
“我们依法上访，却屡受打压，时至今日，我们的诉求依然无果，但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郎玉兰称：“毕竟现在政府作风、法制环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地卖了，钱没了，去哪儿了，不知道！”
说起南江村村民自治的情况，徐文显然有一肚子的气：“从不召开村民大会，理财小组就是聋子的耳朵，如果让你摸住脉，不就完了！ ”
与徐文有同感的还有与他一样曾当村民理财小组长多年的王玉梅。“我们表面是组长，其实啥也不知道。”王玉梅称：“村里账务不公开，我们不知道村里卖地款有多少，村里的18家企业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地卖了，钱没了，去哪儿了，不知道。600多亩菜地，仅仅剩下不到8亩。”说到这儿，徐文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因为村里的两委大权被于富顺等人把控，账务不公开，我们对于村集体的财产、钱款，一无所知。”郎玉兰称：“但大家有话要问，也希望镇、区政府，本着人民利益无小事的理念，进行调查，严惩贪腐分子！”
“华隆、丽水蓝天、滨江城市花园等十几个楼盘都占了村里的大量基本农田，究竟给了多少补偿款？为什么不公布，钱款究竟去了哪里？通过先大量霸占基本农田，再堆放垃圾并撂荒等手段，造成荒芜假象，继而出卖牟利，这种违法行为为什么得不到惩处？！”郎玉兰看着记者说：“我听村民说，华隆占地，给了村里84套房子，村委会是否应该作出解释？”
有村民告诉记者，占用南江村的基本农田搞了很多商业楼盘开发，这个滨江城市花园小区，就占用大面积基本农田和小部分宅基地
“村里的木器厂、泡沫板厂、玻璃钢化厂、畜牧厂、空调机械厂等的动迁款究竟给了多少、为什么不公布、不发放？二队的江心岛卖了多少钱？一队、三队的江心岛挖沙子卖了多少钱？钱又去了哪里？”说到这儿，郎玉兰的脸色紫涨起来。
“南江管件厂、 木器厂、 油坊厂、电褥厂、石材厂、 醋精厂等十几个工厂，都是老一辈用青春和血汗铸就的，它们究竟是怎么没的？难道不该告知元老们和广大村民们吗？！”此时的郎玉兰已经哽咽：“真是---败---家---子----啊！”
南江村无直接证据证明为“农转非”召开了村民大会
10月13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了于富顺支书的办公室。
表明身份、出示记者证后，记者请他就村民的投诉做出解释和说明。他让记者去找上级部门。
“村民直接投诉的是你，我跟你核实一下，比如说你去澳门赌博，这事儿有没有？”记者说。
“不可能的事儿，我今年59岁了，不管做啥事儿，都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百姓。”于富顺称。随后，他又让记者到上级部门了解情况。
“在你当村主任、书记这十几年里，大量基本农田被占用于房地产开发，村民说账务不公开，征地款去向不明，村民怀疑有贪腐行为，在‘农转非’时，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表决通过《安补分配方案》。”记者看着于富顺说。
“我当主任，书记管钱，我当书记，主任管钱。”于富顺称。
“南江村的18个企业，如今只剩下1个，村民说你们有不法行为。”记者说。 “纪检委已经检查过多少次了。”于富顺称。
“南江村现有基本农田多少亩？”记者问。
“现有2000亩。”于富顺答。
“南江村的菜地是不是基本农田？”记者问。
“是。”于富顺答。
记者随后问了关于“农转非”的问题，于富顺指派村妇女主任刘凤新作答。
刘凤新告诉记者，那时候在市里上学要交钱，办理“农转非”是好事。
记者问：召开了村民大会表决通过吗？
她说:召开了。每家出一名代表，在少年宫开的大会，进行了表决。
随后，村党支部的徐副支书向记者展示了《安置费公决统计总表》。
这只是一个表格，怎么能证明此表是一家一户出的代表对安置费进行公决的统计总表呢？有代表进行公决的录像吗？如果没有，此表系伪造的嫌疑就难免。
记者向于富顺索要录像，他说没有，记者索要参会代表签字，他回答有，接着去找刘凤新。 刘凤新告诉记者，签字现在拿不出来。
村民：根本就没有一家一户出代表进行表决这回事
就受于富顺支书指派的刘凤新所谓的“每家出一名代表，在少年宫开的大会，进行了表决”的说法，记者向郎玉兰等人进行了求证。
“2001年8月16日，南江村确实召开过村民大会，我在现场，但那是为了换届选举，他们玩了移花接木的把戏！”郎玉兰称：“这样的弥天大谎他们也敢撒！当年参会的可是数以千计的南江村人民啊！他们说一家一户出代表了，可谁家出代表了？”
记者向徐文、谭宝正、咸跃金、丁凤英、王玉梅、陈春平等求证，他们都告诉记者，根本就没有一家一户出代表表决这回事。
南江村村民咸跃金(左)接受记者采访
律师：南江村的“农转非”有悖法律、基本农田必须受到严格保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必须严格执行
就村民的投诉，北京宇宙律师事务所律师丁兆成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第一、非法的“农转非”。户籍由农业转为非农业本应由公民自主选择，然而村委会通过一个自行制作的《安补分配方案》，用表面合法的方式掩盖了将村民赶出村集体、剥夺村民社员权益的非法目的，剥夺了村民基本的生存权利。村委会的做法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民主议定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
第二、基本农田不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征收基本农田的，应由国务院批准。南江村的蔬菜地和旱田，均属于基本农田的范畴。但根据村民的反映，南江村大部分农用地已被非法占用，该行为严重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第三、村集体财产对外转让应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决定事关村民利益的事项，必须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因此，村民委员会违反法定程序、越权处置集体财产，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在转让集体资产过程中，涉嫌贪污、受贿或者挪用，则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村民自治，一定不是独断专行者的保护伞，自治的村庄当然也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村民所反映、所投诉的问题，相关单位是否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进行认真的对待呢？南江村的村民正翘首期盼着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
对此，本刊将持续关注。（中国精英网/赤子杂志社 深度报道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