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知道，舆论是需要争夺的。
但到底是怎么去争夺，里面却有很大学问。
山东辱母杀人案，由于事件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涉事人员身份鲜明，外加调查记者细节描写残忍逼真，这件事在几天内成为了新闻爆点。截至现在，南方周末的调查稿件已经超过一千万的阅读量。其他各类自媒体，因为这件事，至少写出了20篇阅读量10000+的文章。
然而，写了这么多，事情越写越乱，事件的意义被越写越小，能够讨论的空间越来越窄。
一开始，网民愤怒，愤怒于黑社会横行霸道，愤怒于政府机关与黑社会勾结，愤怒于基层治理溃败，愤怒于杀人者面对黑社会时受尽凌辱，愤怒于法院判决不公，愤怒于经济下行各种企业资金链断裂，愤怒于农民孩子身首异处不敢喊冤。
辱母杀人案的杀人者于欢，将这个社会最急迫、最恐怖、最普遍的矛盾和焦虑，一刀捅破。他非常不幸，时代纠缠的各种矛盾把这个人捆绑起来，逼着他唯有用鲜血和暴力去回应。
与此同时，中国各色各样的人物，都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被黑社会威胁，这不是拆迁户常常碰到的事情吗?被警察系统(背后代表的是政府机构)所抛弃，这不是底层农民和工人普遍的感受吗?融资困难，走投无路，这不是经济下行状态下各种创业者、老板、经理的共同遭遇吗?
最关键的，黑社会老大吴学占，手里有一个一千万的公司。于是，警察系统就成为了这个拥有一千万的老板的合伙人。
大家都怕了。
那种对于富人控制一切，为所欲为，毫无人性的恐惧，这几年频繁被提起。“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幽默的表情包。但对于社会底层来说，这句话代表的是一种切身感受到的噩梦。
在社会底层，这样的事情见得太多了。人们对于欢的判决感到愤怒，实际上同时是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感到愤怒。人们看着于欢，就像看着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
这个时刻，是群体意识觉醒的时刻。这个时刻，一个接一个的人，在心里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们这一群人，原来都是一样的。一个云南农民，在这一刻，意识到原来自己和山东被黑社会凌辱的母亲没什么不同。一个山西煤矿工人，在这一刻，发现自己和于欢一样被人所折磨。
这时候，某些人也怕了。
但是舆论形势已经造成。
这些人不能再用雷洋案一样的拙劣手法去删帖。这些人也没有办法再动用环球时报去洗地。地上全是血，洗不干净了。但是，这些人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删不了贴，洗不了地，那就煞费苦心地来引导辱母杀人案的舆论风向。
原文链接：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7-03-28/133964.html?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