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血性，我们无惧任何挑衅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八
军人要有血性，我说的血性就是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自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的那一刻起，中国军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就被推向了时代的前台，“执干戈以卫社稷”成为一代代军人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不懈奋斗的价值追求。
家国破碎，民族危亡，激起中国军人“知耻振邦”的血性，他们以“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践行着“捧生命以守国”的拳拳忠心，以“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责任担当实现了“血复河山”的铮铮誓言。从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到新世纪新阶段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中国军人用血性之光撑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
面对强敌，敢不敢决死一战，是对一支军队血性的拷问——
没有血性，兵力再多也难打胜仗
1840年6月，英国侵略者依靠48艘舰船、540门大炮和4000名士兵（后增至1.5万余人）组成的一支“东方远征军”侵略中国。两年多的时间内，清政府共调动十多万兵力抵抗，先后有1名总督、2名提督、7名总兵、2名都统以及数千名士兵战死沙场，而据英方统计，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却不足百人。
1894年7月，改变中日两国命运的甲午战争爆发，历时近10个月的战斗中，清军投入兵力25万，阵亡31500人；日军投入兵力约17万，伤亡13300人。被冠以“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大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此后的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多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毙（伤、俘）日军155.9万余人，国民党爱国官兵伤亡320余万人。
全面抗战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总共只有5.6万余人，全部开赴抗战一线，由于人员数量有限，加上没有重武器和充足的弹药补充，没有条件打大规模的会战，但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后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由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上百万人，抗击着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建立了包含1.6亿人口和100多万平方公里在内的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共计伤亡61万余人。
这几组数据直观地展示了中国军队在近代以来几场主要反侵略战争中的表现，揭示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军队在沉沦堕落中蒙耻、在屡战屡败中觉醒、在殊死抗争中奋起壮大的历程。近代以来，中国军人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作战对手一个比一个凶残，野心一次比一次膨胀。但中国军人的战斗意志却越来越顽强，给对手带来的打击也越来越沉重，直到在全民族抗战的决死战场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面对强敌，敢不敢决死一战，是对一支军队血性的拷问。同样残酷的战场，血性不同，结果迥异。恩格斯说：“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如果面临强敌，没有“临敌不怀生”的血性，就不会有敢于亮剑的勇气，也不会有“敢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结果便是，战事未起胜负的天平就已倾斜。相反，那些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战例，无不是将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结果。
近代以来的反侵略战争中，从最初一战而溃到最终“血复河山”，这是一代代中国军人用鲜血与生命洗刷侵略者加诸身上耻辱的浴火重生的历程，是中国军人的血性之光逐步张扬放大的历程，也是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复兴的历程。
面对近代中国逐渐坠向谷底，一批仁人志士扼腕跺脚——
血性之光，在炼狱般的煎熬中凝练
兵者，国之重器。一支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堕落蜕化、丧失能打胜仗能力、缺乏与敌人血性抗争勇气的军队不配拥有这一称号，也担当不起卫国御敌的重任。
曾经号称“天下无敌”的“八旗劲旅”战斗力流失的速度十分惊人。早在顺治年间，八旗军已经“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敝”。到了乾隆检阅八旗军时发现，八旗将弁“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英使马葛尔尼来访时已看透了“康乾盛世”背后的虚弱本质，称中国为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作为国家经制之兵的绿营兵也逐渐败落，成为一支“平乱则不足，扰民则有余”的军队，“官军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营，而十贼可破”。这样一支丧失武脉血性的军队上了战场畏敌如虎，刚望见英国侵略军的船只便“急发空炮数声，卷包而遁”。“国之重器”堕落如此，大清帝国的命运已经注定。
“国体弱则外辱生”。鸦片战争开启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一支不堪重用的军队被仓促地推向历史的前台，揭开了近代军事史上中国军人屡战屡败的沉痛大幕，同时，也奏响了“知耻振邦”的序曲。晚清思想家冯桂芬大声疾呼自强雪耻，“受制于小夷，是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气血莫不冲冠发上指者”。晚清名臣徐继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两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
历史不相信眼泪。旧的创伤还没有抚平，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已悄然坐大，它的致命一击打断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进程，鲸吞了洋务运动数十年的成果，使初步走上近代化的晚清军队蒙受了更大的耻辱。
甲午一战，两个东方国家维持千年的强弱格局易位，东亚秩序按照丛林法则重塑。中国败给素不被正眼相看的“蕞尔小邦”，而且败得这么惨。加之日本战后提出的苛刻条款，给了中华民族这头睡狮当头一棒。和约签署后，光绪在告民谕旨中，使用了“宵旰彷徨，临朝痛哭，转向告与”的字眼。消息传出，北京城中“人情汹惧，奔走骇汗”。谭嗣同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叹。严复闻讯则“中夜起而大哭”。
甲午之殇让国人意识到，若非用军事方式唤起民众，唤醒国家，中国真将亡国。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蔡锷将军更把军事比作一个人的筋骨。他说：“军事不强，就不能自存自立，挽救中国之法，必须发展军事，只有增强了国家筋骨之活力与坚毅，才能与侵略者抗争和搏斗，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在“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的强烈刺激下，中国传统的“忠君报国”思想逐步让位于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独立自强意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的精神符号开始被有觉悟的每个中国人所接受。为了中华民族独立生存于这个世界上，晚清末期，国内掀起了一股尚武思潮，形成了“众情愤激，女生童子咸誓愿为虎狼国一争命”的可贵精神风貌。
这是一个民族在坠入谷底后觉醒与自强的精神铺垫，是崇高人格精神的回归和炽热爱国情怀的释放，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世界的荡涤升腾。在那之后数十年屈辱的时光中，中华民族的国魂与兵魂在炼狱般的反复煎熬中不断凝练塑造，如冰山下的岩浆翻滚奔涌，期待某一天喷薄而出，冲破一切黑暗，开创血洗耻辱的中华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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