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检讨。
本文摘自：《我的中国心》，作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出版：重庆出版社
1961年5月2号，《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关于各地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而让全国人民感到有点惊奇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聚集在一起度过，而是分散在各地走进了当地的群众当中。毛泽东在上海，周恩来在邯郸，朱德在成都，而刘少奇在长沙。这也是他阔别故乡40年之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老家。
回老家，是为了调查当地的情况。尽管毛泽东没有接受彭德怀的批评，但他也确实感受到了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在1960年年底、1961年年初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地郑重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宣布1961年为“实事求是年”，要“大兴调查研究”，因为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
黄峥：毛主席这么一说，他就认为自己作为党内第一副主席，应该带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他觉得到湖南他的家乡去比较方便一些，因为那边还有些熟人，口音也比较相通，到那里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所以他选择了回湖南农村老家。
1961年时的湘南已经遭遇了连续8年的旱情，艰苦的现实亟待人们寻求解救之道。刘少奇也同样怀着急迫之心而来。到了湖南以后，他并没有先回故乡宁乡县，而是先到了长沙郊外的两个地方考察，一个是人民公社的模范天华大队。另一个就是听上去气魄惊人的万头猪场。
许永福(曾任刘少奇的警卫)：去的时候，他提出了几点注意事项和要求。第一，要坐吉普车下去，不坐轿车;第二，要穿便衣;第三，不要叫他刘主席，而叫刘队长;第四，不要麻烦下边的领导同志和群众，要自己做饭吃。
易凤葵(曾任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他去了天华，在那里搞了18天的调查，发现天华作为(当地情况)最好的地方，当时也吃不饱饭，每一顿饭(平均每人)只有2两6钱3毫，3两米都不够平均，所以老百姓吃不好。
许佩珉：有一天，他到我们住的地方的后山上去到处看，看见一堆粪，就用棍子挑开。看了之后他说，这堆粪应该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都把好些的东西让给小孩子吃，那如果粮食够的话，从小孩子的粪里就可以看到粮食，比如吃了老玉米什么的，大便里就看得到。结果这堆粪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就是几根纤维，所以他晓得这里粮食很缺。
实地考察的情况让刘少奇大为震惊。这和汇报给中央的情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事先设想过这种差异的存在，但实际情况仍让他深感浮夸瞒报问题的严重。更让他惊异的是，当他来到著名的万头猪场时，却惊讶地发现，所谓的万头猪场里只有两头猪。
震惊之后，他在这名不副实的万头猪场里召开了下乡后的第一次座谈会。会议的参与者不仅有当地的领导干部，更多的则是普通的农民们。
姚力文：这样一谈家常，那些老农民什么话都说了，说这几年来粮食少了，人吃不饱，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猪都不怀崽了。妇女的两个乳房也都瘪了，就是“母猪不怀崽，妇女不怀孕”，困难到了这个程度。
这次走访让刘少奇的心情无比沉重。在告别了这两个地方后，他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再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
重回故里，刘少奇的心中充满着怀念。
许永福：在这几天调查当中，他的情绪一直不高，很沉闷。到他家的头一天高兴起来了，像向导一样给我们讲解说这是我们家，我从小住在这间房，我妈就住在那间房，那一间是放粮食的，那一间是放工具的，一一给我们介绍，最后住在他母亲的那个房间里。这么多天没看见他这么高兴过，那天是因为回到家了，40年没回家了。
但回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刘少奇心里清楚，这并不是一次充满欢欣、衣锦还乡的归乡之旅，而是来调查情况、处理问题的。于是，回乡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座谈会，听听乡亲们的说法。
欧凤球(受到刘少奇接见的群众)：他跟我们开座谈会的时候，那天下午还出太阳，阳光很好。太阳照在那里，他戴着蓝帽子，把帽子摘了，头发是白白的。
萧普刚(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刘少奇同志讲：“我多年没看见你们了，你们怎么变成这样了?”那时候生活也很困难，刘少奇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现在日子过得好不好?”大家回答：“过得好，过得好。”
“过得好”，三个字说出来容易，让人相信却很困难。看着这帮衣衫褴褛、面露菜色的父老乡亲，刘少奇怎么可能相信他们真的过得好?顿了一顿之后他说，我想要听真话。
黄仁和(受到刘少奇接见的群众)：他说同志们，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回来了解农村情况，希望你们讲真话、讲实话。
欧凤球：我就回答主席：“公共食堂还是好的，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吃不饱，饿肚子。”主席说：“你大胆地、如实地讲，不要怕。”他还说：“如果公共食堂不好，也可以解散。”
刘少奇的鼓励让大家逐渐放开手脚，各个把自己心中所想都说了出来。这些汇报让刘少奇了解到，当地确实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大跃进”的政策，但人们的生活也确实更加贫穷和艰难了——这中间，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陷入了思索当中。
一面思考着，刘少奇又来到多年不见的姐姐家。
萧普刚：带了5斤米、2斤白糖、2斤饼干、9个咸蛋，作为国家主席看他40年没见面的姐姐(的见面礼)。少奇讲：“姐姐你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你每餐加一把米。”他姐姐就跟他说：“老弟啊，你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这5斤米，又到哪里去找你?”
“吃了这5斤米，又到哪里去找你?”这就是“大跃进”之后，国家主席的姐姐对自己的亲弟弟发出的疑问。来自至亲的疑问让刘少奇心中格外难过。更让他难过的是，一年后，姐姐来信说姐夫病重，想吃点猪头肉，于是刘少奇让妻子给姐姐家寄了点钱，可没过多久姐姐的信中又说，姐夫在吃了猪头肉之后，因为体质太虚弱，肠胃根本无法消化，暴病猝死——这当是怎样的贫瘠，才会承受不起一点点的荤腥?
他的心中，翻江倒海。
1961年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黄峥：那时候他就提出来，(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说主因不是天灾，而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当时他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
毛泽东认同了刘少奇等人的调查，并对此作了深入的反思。他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最近3年就是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
随即在1962年1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七千人大会在京召开。刘少奇主持撰写了中央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他对执笔人谈了自己的意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既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中共中央于1958年提出的施政口号，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又要明确问题所在。他在最后归纳道，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党内斗争过火，党内民主不够。
报告完成后，刘少奇交给毛泽东过目，随后在大会上发布。
黄峥：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觉得时间比较紧，就不要在大会上念了，把它发下去作为书面报告，另让刘少奇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做一些口头发挥。刘少奇觉得这也可以，后来就这么做了。
许佩珉：当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一摊出来)，上下都很震动，因为完全同原先(的结论)相反。这是农民、群众的呼声，也是实际情况，他要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
在这次因情势紧迫、问题重重而扩大范围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脱稿做了3小时的口头报告，坦诚地通报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尖锐地提出了问题所在，并代表中央带头承认错误。随着他的发言，大会的讨论气氛开始热烈、开放起来。毛泽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检讨。 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10/29/18629934_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