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
文| 戴建业（华中师大教授）
武汉封城这一个多月来，夜晚上床前，早晨起床后，武汉人第一件大事就是看“方方日记”，既从她那儿了解疫情的变化，也从她那儿感受武汉人的忧戚。
说真的，武汉乃至中国这场旷古未遇的灾祸，好像没有电视报纸的什么事儿，人们也好像完全不知道我们还有电视报纸，大家只顾去搜“方方日记”，既没人去打听电视报纸说了哪些啥，也不在乎这些媒体到底说了哪些啥，至于信不信这些媒体说的哪些啥，那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之外。
很早就听说官方十分重视这场疫情报道，而且派了几百人组成的新闻工作者奔赴疫区。然而，他们全部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方方。
今天我从方方日记中，才了解到武汉市民肖贤友因感染肺炎病毒不幸去世，并为我们留下了崇高悲壮的遗嘱：“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是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才使这位高尚的市民过早离世，可他在生命弥留之际，有牵挂而无怨恨，思奉献而不求补偿，肖贤友先生真是有情有义！这是当代一位高尚的男子汉大丈夫，这两句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遗嘱之一。
想不到《长江日报》那位记者，无知粗暴地将遗嘱掐头去尾，单单只说“歪歪扭扭七字遗书让人泪崩”。记者先生还停留在“国事再小也是大事，家事再大也是小事”的认知水平，他根本不知道，遗嘱“我的遗体捐国家”，固然“让人泪崩”，死前还在挂念“我老婆呢”？同样“让人泪崩”，对于我们这些升斗小民来说，甚至更“让人泪崩”。套用鲁迅先生的诗句来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妻如何不丈夫”？有了后一句，肖贤友先生不仅更加血肉丰满，而且更加真实可信。
只要把记者的报道与方方日记对读，方方和那位记者的境界和见识便高下立见，另外，记者尤其缺乏方方的“人情味”。
湖北本地的记者我不敢恭维，也不想多说，从微信上看到，有些外地记者的疫情报道，同样在侮辱人的智商。
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武汉封城可谓千年罕见，新闻工作者可以全方位地报道武汉，可以赞美那些可歌可泣的医护人员，讴歌那些无私奉献的志愿者，也可以揭露那些渎职自私的官员，可以表现感染者临终的留恋痛苦，可以反映失去亲人家属的沮丧绝望，可以描写早期感染者的求医无门，可以追查开始为何要让医生封嘴，更应该追问由天灾变成人祸的根源，尤其应该对灾难作全方位的深度报道。
老实说，就我所偶尔见到的那些新闻报道，没有一篇能够叫人读下去。
各级各地组织那么庞大的新闻队伍，浪费纳税人那么多钱财，面对单枪匹马的方方，你们难道没有一点愧意吗？
方方是一位老奶奶级的女作家，在这次人人生畏的疫情中，不顾个人生命的安危，蔑视四周的冷嘲热讽，用她朴实而又泼辣的文笔，既不虚美也不隐恶，既不卖弄也不煽情，在这场罕见的灾难面前，写出了武汉人面对生死的豁达坚毅，面对病毒的紧张害怕，写出了武汉人的希望与沮丧，眼泪与欢笑，卑微与尊严。“方方日记”是难得的日记体散文，更是宝贵的武汉封城“信史”。
武汉是我国的文化重镇，这里有许多知名的作家教授，我们这些爷们几乎全都失声，很少人在封城之际留下像方方那样“洛阳纸贵”的东西，也许有人不敢，也许有人不愿，也许有人不能，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面对挥笔上阵且“英勇无畏”的方方，我们这些爷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愧意？
2020年2月23日晚武汉剑桥铭邸枫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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