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 外国人下毒的谣言为何很多人信?
陌上飞花花 昨天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
荒诞不经的谣言为何很多人信?
近代以来，在咱们这里，关于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的谣言非常多。什么挖心剖肝，挖人眼睛制成药水，点铅为银啊，什么下毒啊，什么拐卖儿童啊。甚至，在天旱的时候，传教士还爬上教堂顶端，用扇子把云给扇走，甚至说，就是教堂顶端的避雷针直接把云给弄走的。
这些谣言，把各种奇奇怪怪的事儿都按在外国人头上，本质上，其实是因为当年的我们，骨子里还是觉得洋人很厉害，跟咱们相比，他们具有咱们所不具备的超凡能力。
咱们这里的人对于西方的器物，从一开始，就相当的崇拜。轮船来了，他们不是害怕，而是好奇，即便船票很贵，也要争取坐一次。火车也是一样，即便没有需要，坐一次，也是好的。实在买不起票，就在铁路两旁围观。唯一感到恐惧的，是有线电报。当时无线电报还没发明，各国都用有线电报作为通讯工具。有线电报线在咱们这里的架设，外国人花了最多的时间，进行说服，一直到甲午战前，才算有所突破。
老百姓对于洋枪洋炮能理解，因为它们能打死人，对于轮船火车也能理解，因为它们能载人，但对于有线电报，却怎么都不能理解，凭什么一根金属线，就能把人的话给传到很远的地方?这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近乎神术和妖术的功夫。在山东兖州，电报线架设之后，有家的男孩丢了，当地老百姓众口一词，都说是传教士给拐走了，怎么拐的呢?通过电报线把人带走的。既然电报线能传递声音，为何不能传递人呢?其实，这时候的电报线，都是政 府架设的，跟洋人没有多少关系。洋人的参与，只是作为技术人员。
另一个底层民众不大能够理解的洋玩意，是照相机，他们很多人，一直都认为照相机可以带走人的灵魂。这样的想法，一直到我小时候，东北还有好些老太太都有。她们的说法是，照相照多了，魂就慢慢的没了。
我们发现，人们在传递谣言过程中，事实上对洋人的超凡能力，对于洋人制造出来的器物，做了尽可能大的夸张。从洋人可以妖魅般地打败清朝军队，到洋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咱们这里地下的宝藏，再到洋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老天不下雨。其实骨子里，还是出于对洋人的崇拜和迷信。
崇拜和迷信，为何通过带有强烈敌意的谣言的形式表现呢?这是因为，在崇拜和迷信的背后，是咱们对于洋人有着浓烈的敌意。
这敌意，首先是清 政 府刻意制造出来的，清 政 府有这样的宣传，也有敌意的操作，有些谣言，事实上就是从清政府出来，或者是像具有琯身的士绅炮制出来的。西方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成见。其次，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刺激出了相当一部分底层民众对洋人和基督教的恶感。底层民众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打着基督教名义的太平天国，和真正的基督教之间的区别。太平军的滥杀，他们对佛教道教，以及所有民间信仰的扫荡，极大地伤害了底层民众的情感。太平天国覆灭之后，他们将罪责归咎于洋人和洋教，是一种大趋势。
敌意背景下的崇拜和迷信，结果，就变成这样吊诡的谣言。所以，即使在闹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杀教民倒是不含糊，但轮到杀真正的洋人了，却有诸多的犹豫和胆怯。那个时候，义和团进攻教堂的事件非常多，但只要教堂有抵抗，他们一般都攻不进去。
外两篇之一：外国人下毒
西方的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大规模进入中国，当时的清朝，由于缺乏公共卫生概念，所以，经常发生大小规模的瘟疫，最常见的一种，就是伤寒病。西方传教士，最初的时候，大多是些医生。他们发现，在清朝城乡经常发生的伤寒和副伤寒病，多半是由于饮用水不洁所致。很多地方，直接饮用池塘里的水，即使吃井水的地方，水源也时常被污染。
因此，他们就设法说服当地的乡绅人物，试图改善饮水质量，但效果不佳。只有少数地方，士绅乐意听从传教士的建议。多数地方，人们反而觉得多事。有的时候，一旦瘟疫发生，传教士就会让信教的教民，偷偷往池塘里撒漂白粉，清洁水源，也好减少疫病。但是，这样的事儿很冒险，一旦被人发现，人们就会断定，当地的伤寒，就是因为教民下毒，而教民下毒，一定是受了外国传教士的指使。然后，传教士和教民的一片好心，就会遭来横祸，教堂被打砸，人被杀掉。而且，这种事一传十，十传百，众口铄金，三人成虎，无论传教士怎么样辩白，一个外国人下毒的刻板成见，就这样形成了。
人们甚至不想想，传教士是来传教的，他们要把清朝人都毒死，他们还传什么教呢?再说，传教士没来之前，还不是照样有瘟疫，症状不就那个样子。那时候，又是谁下毒呢?
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会这样想问题，洋人下毒，就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命题。只要有瘟疫，人们第一个，就会想到是洋人干的。曾经给池塘净水的证据，会被反复拿出来。即使在当地，找不到一丝半点的所谓“证据”，当地连一个外国人都没有，也还是洋人下毒。
在闹义和团的时候，清朝北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瘟疫，但是，洋人下毒的流言，却遍地都在传。预防和解毒的药方，也在到处流传。2003年北京闹萨斯的时候，这个义和团药方竟然再次横空出世，居然有人还传给了我。显然，已经有人认为，萨斯是洋人干的好事。
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今天的病毒，有一亿人相信，这个病毒还是外国人搞的鬼，我一点都不奇怪。其实，有瘟疫就赖到外国人头上，也不是咱们的专利。记得看苏联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里面写到顿河区发生瘟疫，人们就把怀疑的矛盾指向了主人公的母亲，一个哥萨克骑兵从土耳其带回来的女人，结果害死了她。只不过，那还是沙皇时代。
时代的进步，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其实有限。有些刻板的成见，恐怕要跟着几辈子。
外两篇之二：谁是汉奸?
晚清满人宗室之中，宝廷和寿富父子，可谓一对奇人。两人都凭自己的本事，中进士，点翰林，在当年的宗室之中，可谓凤毛麟角。而且，两人都性格鲜明，宝廷是清流党的要角，人称青牛之角，弹 劾起谁来，笔锋雄健，当者披靡。得罪人太多，当局又是非不分，由此厌倦了仕途生活，竟然用纳江山船女为妾(船民是浙江一带的贱民)，这种自污的方式，自我放逐，离开了琯 场，甘愿在西山过清苦的生活。
寿富因父亲的关系，师从张佩纶和张之洞，才情不减乃父。甲午之后，受亡 国的刺激，发愤钻营西学，跟主张维新变法人士过从甚密，曾去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教习，接受光绪的召见，大谈变法图强之策。戊 戌 政 变之后，在满人贵胄的痛骂声中，闭门不出。只因为是宗室，得免于惩罚。
虽然没有受什么处分，但戊戌过后的那段时光，寿富是被众满人公认为汉奸的人。宝廷纳船女之事，则更是让他们父子成为满人街谈巷议的话题，只要提到这对父子，大家都撇嘴。
庚子之乱，虽然寿富没有机会表达意见(真要是表达了，小命肯定不保)，但他对端郡王载漪和澜公爷载澜等人的作为，深恶痛绝。对西太后囚禁光绪之后大开倒 车，也是痛心疾首。只是，当时黑云压城，浊浪排空，在污浊的气氛中，他也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徒呼负负而已。
城破之后，他原可以逃走，即使不逃走，八国联军也不至于难为他这么一个普通的翰林。但是，他却选择了悬梁自尽。在死前，写了一封遗书，附上一首诗，表明心迹。在遗书中，他说大事已去，国 破 家 亡，他万无生理。仅仅以死表明，他虽然讲究西学，但并不降敌。遗诗是这样写的：“衮衮诸公胆气粗，竟将血气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这里的衮衮诸公，就是指庚子嚣张的那些人)
寿富这个公认的汉 奸自杀殉国了，而那些平日骂他的满人贵胄们，则不是把自家的女人送给洋人，以求自保，就是低三下四跟在洋人后面求个差事。至于求人用乱七八糟的洋文，写上自家是某某国的顺民的，则就更多了。据当时也在城中的齐如山讲，这些满人，还天天度日如年地盼着李鸿章早点进京，好跟洋人谈判。全然忘了在庚子拳乱的时候，成天憋着要杀人家的头了。
到底谁是汉奸呢?疯狂排外的时候，像寿富这样讲究西学的人是汉奸，在洋人哪里做事的是汉奸，甚至用了洋货的也是汉奸。待到洋人打进来了，北京变成了洋人的天下，这种时候，跟洋人欣然合作的，恰恰是当初骂汉 奸的人，被骂的“汉奸”，居然自杀殉国了这世界上的事儿，真是吊诡。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陌上飞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