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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外国人下毒的谣言为何很多人信?

时间:2020-03-27 22:02 点击:

张鸣 | 外国人下毒的谣言为何很多人信?

陌上飞花花 昨天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

荒诞不经的谣言为何很多人信?

近代以来,在咱们这里,关于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的谣言非常多。什么挖心剖肝,挖人眼睛制成药水,点铅为银啊,什么下毒啊,什么拐卖儿童啊。甚至,在天旱的时候,传教士还爬上教堂顶端,用扇子把云给扇走,甚至说,就是教堂顶端的避雷针直接把云给弄走的。

这些谣言,把各种奇奇怪怪的事儿都按在外国人头上,本质上,其实是因为当年的我们,骨子里还是觉得洋人很厉害,跟咱们相比,他们具有咱们所不具备的超凡能力。

咱们这里的人对于西方的器物,从一开始,就相当的崇拜。轮船来了,他们不是害怕,而是好奇,即便船票很贵,也要争取坐一次。火车也是一样,即便没有需要,坐一次,也是好的。实在买不起票,就在铁路两旁围观。唯一感到恐惧的,是有线电报。当时无线电报还没发明,各国都用有线电报作为通讯工具。有线电报线在咱们这里的架设,外国人花了最多的时间,进行说服,一直到甲午战前,才算有所突破。

老百姓对于洋枪洋炮能理解,因为它们能打死人,对于轮船火车也能理解,因为它们能载人,但对于有线电报,却怎么都不能理解,凭什么一根金属线,就能把人的话给传到很远的地方?这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近乎神术和妖术的功夫。在山东兖州,电报线架设之后,有家的男孩丢了,当地老百姓众口一词,都说是传教士给拐走了,怎么拐的呢?通过电报线把人带走的。既然电报线能传递声音,为何不能传递人呢?其实,这时候的电报线,都是政 府架设的,跟洋人没有多少关系。洋人的参与,只是作为技术人员。

另一个底层民众不大能够理解的洋玩意,是照相机,他们很多人,一直都认为照相机可以带走人的灵魂。这样的想法,一直到我小时候,东北还有好些老太太都有。她们的说法是,照相照多了,魂就慢慢的没了。

我们发现,人们在传递谣言过程中,事实上对洋人的超凡能力,对于洋人制造出来的器物,做了尽可能大的夸张。从洋人可以妖魅般地打败清朝军队,到洋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咱们这里地下的宝藏,再到洋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老天不下雨。其实骨子里,还是出于对洋人的崇拜和迷信。

崇拜和迷信,为何通过带有强烈敌意的谣言的形式表现呢?这是因为,在崇拜和迷信的背后,是咱们对于洋人有着浓烈的敌意。

这敌意,首先是清 政 府刻意制造出来的,清 政 府有这样的宣传,也有敌意的操作,有些谣言,事实上就是从清政府出来,或者是像具有琯身的士绅炮制出来的。西方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成见。其次,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刺激出了相当一部分底层民众对洋人和基督教的恶感。底层民众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打着基督教名义的太平天国,和真正的基督教之间的区别。太平军的滥杀,他们对佛教道教,以及所有民间信仰的扫荡,极大地伤害了底层民众的情感。太平天国覆灭之后,他们将罪责归咎于洋人和洋教,是一种大趋势。

敌意背景下的崇拜和迷信,结果,就变成这样吊诡的谣言。所以,即使在闹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杀教民倒是不含糊,但轮到杀真正的洋人了,却有诸多的犹豫和胆怯。那个时候,义和团进攻教堂的事件非常多,但只要教堂有抵抗,他们一般都攻不进去。

外两篇之一:外国人下毒

西方的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大规模进入中国,当时的清朝,由于缺乏公共卫生概念,所以,经常发生大小规模的瘟疫,最常见的一种,就是伤寒病。西方传教士,最初的时候,大多是些医生。他们发现,在清朝城乡经常发生的伤寒和副伤寒病,多半是由于饮用水不洁所致。很多地方,直接饮用池塘里的水,即使吃井水的地方,水源也时常被污染。

因此,他们就设法说服当地的乡绅人物,试图改善饮水质量,但效果不佳。只有少数地方,士绅乐意听从传教士的建议。多数地方,人们反而觉得多事。有的时候,一旦瘟疫发生,传教士就会让信教的教民,偷偷往池塘里撒漂白粉,清洁水源,也好减少疫病。但是,这样的事儿很冒险,一旦被人发现,人们就会断定,当地的伤寒,就是因为教民下毒,而教民下毒,一定是受了外国传教士的指使。然后,传教士和教民的一片好心,就会遭来横祸,教堂被打砸,人被杀掉。而且,这种事一传十,十传百,众口铄金,三人成虎,无论传教士怎么样辩白,一个外国人下毒的刻板成见,就这样形成了。

人们甚至不想想,传教士是来传教的,他们要把清朝人都毒死,他们还传什么教呢?再说,传教士没来之前,还不是照样有瘟疫,症状不就那个样子。那时候,又是谁下毒呢?

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会这样想问题,洋人下毒,就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命题。只要有瘟疫,人们第一个,就会想到是洋人干的。曾经给池塘净水的证据,会被反复拿出来。即使在当地,找不到一丝半点的所谓“证据”,当地连一个外国人都没有,也还是洋人下毒。

在闹义和团的时候,清朝北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瘟疫,但是,洋人下毒的流言,却遍地都在传。预防和解毒的药方,也在到处流传。2003年北京闹萨斯的时候,这个义和团药方竟然再次横空出世,居然有人还传给了我。显然,已经有人认为,萨斯是洋人干的好事。

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今天的病毒,有一亿人相信,这个病毒还是外国人搞的鬼,我一点都不奇怪。其实,有瘟疫就赖到外国人头上,也不是咱们的专利。记得看苏联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里面写到顿河区发生瘟疫,人们就把怀疑的矛盾指向了主人公的母亲,一个哥萨克骑兵从土耳其带回来的女人,结果害死了她。只不过,那还是沙皇时代。

时代的进步,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其实有限。有些刻板的成见,恐怕要跟着几辈子。

外两篇之二:谁是汉奸?

晚清满人宗室之中,宝廷和寿富父子,可谓一对奇人。两人都凭自己的本事,中进士,点翰林,在当年的宗室之中,可谓凤毛麟角。而且,两人都性格鲜明,宝廷是清流党的要角,人称青牛之角,弹 劾起谁来,笔锋雄健,当者披靡。得罪人太多,当局又是非不分,由此厌倦了仕途生活,竟然用纳江山船女为妾(船民是浙江一带的贱民),这种自污的方式,自我放逐,离开了琯 场,甘愿在西山过清苦的生活。

寿富因父亲的关系,师从张佩纶和张之洞,才情不减乃父。甲午之后,受亡 国的刺激,发愤钻营西学,跟主张维新变法人士过从甚密,曾去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教习,接受光绪的召见,大谈变法图强之策。戊 戌 政 变之后,在满人贵胄的痛骂声中,闭门不出。只因为是宗室,得免于惩罚。

虽然没有受什么处分,但戊戌过后的那段时光,寿富是被众满人公认为汉奸的人。宝廷纳船女之事,则更是让他们父子成为满人街谈巷议的话题,只要提到这对父子,大家都撇嘴。

庚子之乱,虽然寿富没有机会表达意见(真要是表达了,小命肯定不保),但他对端郡王载漪和澜公爷载澜等人的作为,深恶痛绝。对西太后囚禁光绪之后大开倒 车,也是痛心疾首。只是,当时黑云压城,浊浪排空,在污浊的气氛中,他也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徒呼负负而已。

城破之后,他原可以逃走,即使不逃走,八国联军也不至于难为他这么一个普通的翰林。但是,他却选择了悬梁自尽。在死前,写了一封遗书,附上一首诗,表明心迹。在遗书中,他说大事已去,国 破 家 亡,他万无生理。仅仅以死表明,他虽然讲究西学,但并不降敌。遗诗是这样写的:“衮衮诸公胆气粗,竟将血气丧鸿图。请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这里的衮衮诸公,就是指庚子嚣张的那些人)

寿富这个公认的汉 奸自杀殉国了,而那些平日骂他的满人贵胄们,则不是把自家的女人送给洋人,以求自保,就是低三下四跟在洋人后面求个差事。至于求人用乱七八糟的洋文,写上自家是某某国的顺民的,则就更多了。据当时也在城中的齐如山讲,这些满人,还天天度日如年地盼着李鸿章早点进京,好跟洋人谈判。全然忘了在庚子拳乱的时候,成天憋着要杀人家的头了。

到底谁是汉奸呢?疯狂排外的时候,像寿富这样讲究西学的人是汉奸,在洋人哪里做事的是汉奸,甚至用了洋货的也是汉奸。待到洋人打进来了,北京变成了洋人的天下,这种时候,跟洋人欣然合作的,恰恰是当初骂汉 奸的人,被骂的“汉奸”,居然自杀殉国了这世界上的事儿,真是吊诡。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陌上飞花花。

 
责任编辑:杨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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