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丨官场说声“对不起” 真的那么难吗?
祝华新 新三届2 前天
作者简历
祝华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互联网与新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财新网专栏作家。
原题：官场说声“对不起”真的那么难吗?
作者：祝华新
摘要：“道歉，是对自己管辖地区出现的严重错误进行反思，是当地政府机关对民意的积极回应，也是政府及有关部门接受监督、整顿纲纪迈出的一大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对于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认真复查，“一风吹”，并诚恳道歉，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共识。
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北京部队某军党委书记、政委李宗安和两名常委带领工作组，往返1000多公里，走访看望500多名转业干部和离退休老干部，为过去受“左”的错误伤害的30多位同志彻底落实政策。当年受到伤害的同志不少人已转业到地方或先后离休、退休，在沪宁线上海、南京、无锡等六市五县安家落户。
“文革”后他们不断来信、来访，反映历史遗留问题，要求合理解决。军党委在学习整党文件中感到，这笔“债”迟迟没有还清，虽有一些客观因素，但主要是“左”的思想束缚没有完全解除。于是，他们进行内查外调，澄清事实，组成工作组专程前往沪宁线沿途市、县登门走访，对分散在几百公里的许多原部队干部挨家挨户看望，向受害干部宣读党委复查后作的平反或纠正结论，向他们认错道歉，并诚恳倾听意见。
一些老干部在风雪之夜突然见到部队的领导干部，禁不住流下热泪。(198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千里跋涉走访受害同志一片赤诚落实党的政策》)
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要求：一定要选拔党性强、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作风正派、没有派性、懂政策、有能力的人参加平反工作。并规定：凡是制造或参予制造过冤假错案的人，在他们没有转变立场、以实际行动表明改正错误之前，一律不准干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1980年4月2日人民日报《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人民日报苦口婆心地写道：“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也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
人民日报在积极推动和宣传平反全国各地冤假错案的同时，也在报社内部落实政策。在历史上，人民日报有32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有的离婚，有的早逝，每个人身心备受摧残，大部分人病痛缠身”(延安走出的“右派”记者刘衡语)。由副总编辑秦川负责，报社经复查宣布32位同志不管活着还是已故一律改正。在报社召开的“改正”大会上，主席台上机关党委书记、秘书长面无表情地念出一个个“右派”的名字，没有一句检讨，蒙冤22载的老同志听了心凉半截。主席台上就是当年报社“反右”的当事人。秦川看不下去了，蹬蹬跑上主席台，向全场“右派”朋友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一句：“同志们，你们受委屈了……”
秦川在粉碎“四人帮”后调入人民日报，与报社“反右”没有任何牵连，自己也长期遭受了与“右派”相似的苦难。这个最不该道歉的人，代表报社向政治运动的难友们深深鞠躬。秦川的举动，让在场的同志们热泪盈眶。
秦川晚年在回忆文章《我眼中的“阎王殿”》中，提到老上级张子意“文革”后从监狱里出来，第一次见面，就拉着自己的手说：“秦川同志，我对不起你!整错了。”
秦川1959年在中宣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张子意是常务副部长。尽管秦川明白自己主要是被康生盯上和定案，张子意在出狱后还是对部下抱愧不已。
过了几天，张子意病重住进医院，秦川赶去看他。张子意从病床上跳下来，嘴里还是上次那么几句话，心情更加沉重：“秦川同志，我是昧着良心整你的!”
秦川在回忆录上感慨地写道：“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昧着良心’4字份量很重，一般人轻易开不了口。我听了一阵激动，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文革”前共青团老领导、“文革”后已是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在各省市区团委书记会议上，遇到中国少儿出版社刚刚获得平反的陈模。耀邦在主席台上告诉大家：1957年陈模同志挨了整，吃的苦头最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在最后的裁定书上也签了名嘛。现在我向陈模同志赔礼道歉!说着，耀邦走到陈模的面前，行了三鞠躬。陈模后来表示：“他并没有直接整我，先把整人的责任担当起来，他的大度、坦诚、谦逊的作风，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接着，胡耀邦还向团中央系统所有挨整的同志表示道歉，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胡耀邦当众发誓：“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
在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依法治国，各地法院先后以鞠躬道歉、公告道歉、当庭道歉等方式纠正冤错案件，被传颂一时。如湖北荆门市委书记为农民佘祥林被误认“杀妻”而判刑，登门表达歉意;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到赵作海家里鞠躬致歉;内蒙古高院常务副院长赵建平将案件再审判决书送到呼格吉勒图家中，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并鞠躬道歉;安徽高院在《亳州晚报》上刊登公告，为“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海南高院副院长傅勤向出狱的陈满鞠躬致歉并送上5000元慰问金。
人民日报写道：“道歉，其实是一种表态，是对自己管辖地区出现的严重错误进行反思，是当地政府机关对民意的积极回应，也是政府及有关部门接受监督、整顿纲纪迈出的一大步。这说明，党和政府是绝不会放任冤假错案发生的，也绝不允许渎职失职者逃避责任。当然，道歉弥补不了受害者家破人亡的巨大损失。道歉应该注入更加具体、更加务实的内容——追究责任、检查漏洞，完善法制、革除弊端，接受教训、根除冤案。”(2005年4月12日《冤案是深刻的反面教材》)
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的文章，详述了自己代表高院为一起错案当庭道歉的内心感受。2015年12月，钱仁凤因涉嫌幼儿园投毒案服刑近14年后，宣告无罪。在听证会上，多家媒体屏息凝神，田成有副院长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去，站到从座位上走出来的钱仁风面前，认认真真、诚诚恳恳、九十度深鞠一躬。田成有真挚地说：“这种痛苦、折磨，失去自由的代价，怎么道歉都不为过。希望你开启新的生活，能坚强地走下去。”
田成有低头鞠躬时，看到了钱仁凤眼角的泪花，听到了她表示接受的理解。“那一刻，我充满感激和欣喜。”见证现场的很多法官也流泪了。
田成有认为：“面对冤假错案，面对受侮辱和损伤的公民权利，司法机关低头‘认错’、道歉，不仅无伤司法尊严，反倒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司法公信力和自我修复程序。这应成为一种常态。”“一声道歉，一个鞠躬，远不能抚慰冤案受害者的全部精神伤害，但每个受到冤案伤害的公民，都有权利获得一声诚恳的致歉。弯下了腰，才能挺直了身。真诚期望用我们的行为去修复社会伤痕，恢复社会常态，让司法有温度、有人文、有谦卑，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让人们看到法治的希望。”(2016年8月3日人民日报《公开道歉，传递司法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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