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眼中的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麦加”，它的存在是全人类的光明和希望。鲁迅一边大量翻译苏联文学艺术，一边介绍苏联建设的伟大成绩，同时痛斥反对苏联的各种谰言。这些工作，鲁迅是自觉的。
1906年，鲁迅在日本购得一套《社会主义研究》，这是日本最早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杂志。
1907年，鲁迅写作的《文化偏至论》对民主深恶痛绝，对超人独裁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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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鲁迅在内山书店购得日文版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论中国革命问题》等一批马列原著，还买了其他苏俄书籍。1928年5月他翻译了俄共(布)中央先后发布的《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六月译文就在《奔流》上发表。在鲁迅翻译的一系列有关苏俄的书文中，有一本叫《文艺政策》，1930年出版时，鲁迅曾为之作“后记”，后收入自己的译文序跋集。他把党对文学的领导视为“科学”，是最早的“坚持xx领导”的倡导者。
在“苏俄情结”的作用下，鲁迅不但以“金不换”之笔拥戴苏联和捍卫苏联，而且对苏俄的赞颂与捍卫也到了不加保留的地步。在立场思维的作用下，鲁迅以“金不换”的辩证法之笔，无条件地讴歌苏联。
1932年，鲁迅在给林可多《苏联闻见录》写的序中说，“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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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对立，非此即彼的推理是不合逻辑。“对穷人有了好处，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的说法是以偏概全，没有普遍性。譬如，西方国家的法律保护罢工，对穷人有好处，对富人也是益处，促进富人们提高管理水平。括号为关敏所加，下同。)
“但后来又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
(以出口巨大来证明生产力巨大，说明了鲁迅是经济学外行。生产力是实现人民生活幸福的保证，如果把基本的生活品如煤油和麦子都输出到国外换回黄金，然后四处撒黄金以支援他国革命，本国人民吃什么?苏联当时已经饿殍遍野，继续出口生活品就是竭泽而渔。)
苏联的存在让鲁迅欢欣万分，他歌颂苏联“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这就是“凡是敌人反对，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帮派敌对思维)。
半个月后，1932年5月20日，鲁迅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上发表了《我们不再受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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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 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鲁迅这种教条，依然活在UC浏览器关于伊朗报道中，伊朗的贫困是美帝压迫的结果，伊朗老百姓上街示威是美帝挑起的)……
鲁迅继续说：“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鲁迅鼓吹就是：凡是敌人反对，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按照这个逻辑是无所谓是非曲直的，只要认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这是典型的感情用事的非理性主义，是没有理智的表现)……“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现在饿死人是为了早日实现“无阶级社会”，饿死人淘汰落后分子就通过辩证法成了好事。这显然是践踏了道德底线，却被许多人顶礼膜拜)……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这个说法片面，只看到斗争没有看到合作的益处。对帝国主义不能一味斗斗斗，也得讲经济合作，外贸往来的。因此，鲁迅的“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不妥，难道我们吃饭，帝国主义者就不吃饭?)
鲁迅最后说：“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真是一个好男儿!这是为苏联呐喊助威。据说，斯大林在天国封鲁迅为圣人，颁给了鲁迅国家最高荣誉勋章)!
事实上，1932年的苏联，已经开始发生大饥荒。
原来，斯大林打倒了布哈林等政敌后，于1929年开始强制农业集体化，遭到了1200万农民强烈反抗。1929年12月斯大林宣称：“为了节省时间建设新农村，就要用革命的方式来处理富农，干脆把他们消灭掉”。《联共党史》说：“全盘集体化就是消灭富农”。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斯大林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导致了红军部队的哗变。克格勃对那些不愿集体化者实行大逮捕，后来这些人都被枪决了。1930年一年，斯大林逮捕、流放了500万“富农”，财产被没收被驱逐到边远区的农民约900万人，许多人因反抗而被杀，更多人死于途中。当时被当作敌人消灭的不仅是富农，还有那些反对集体化的贫民。
农民由于害怕公有化而屠宰了大量牲畜。结果，1933年畜产品生产水平只占1913年的65%，牛从6010万头下降到3350万头，羊猪下降2/3以上，役畜首先是马也下降了2/3。大批生产资料被毁，集体化过程中2/3的马匹、4/5的牛、5/6的猪和85%的羊都失踪了。集体化运动使农业产量在19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1.2亿农民被卷入到“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1千万农民和300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据巴夫洛维奇回忆：那时被枪杀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尸横遍野。吃尸体成了灾民的唯一的出路。每当村庄里向外抛新死的人时，我们大家趴伏在远处瞧着，等着。等他们走远了，我们一拥而上，纷纷砍剁软绵绵的皮肉……。
1930年代哈萨克斯坦有230万人饿死，有20万人逃到中国，哈萨克足足丧失了1/3的人口。在北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流域、白俄罗斯、阿尔泰地区、黑龙江沿岸地区也有大批苏联农民饿死。外兴安岭的一位70多岁的俄罗斯妇女曾说：“那时候饥饿的人们，在地里挖出来一个生土豆，没等吞入口中，就被克格勃打死了!”被称作“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在1921～1923年、1932～1933年以及1946～1947年间，曾发生过3次大饥荒。2005年11月26日，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纪念大饥荒的大会上说，原苏联1930年代的大饥荒是反人类的罪行，乌克兰1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是苏联制造的“种族灭绝”罪行。
灾难发生后，斯大林严禁报道饥荒，反而向国外出口粮食。斯大林把搜刮出来的小麦向美国出口了4万吨，以吸取西方资金，表示苏联的“强大”。据统计，1930年苏联出口了4800万普特粮食，1931年出口了5100万普特。即使是饥荒最为严重的1933年也还出口了1000万普特粮食。斯大林以这些粮食换取外汇，以便推进工业化进程，建造他的通天塔。鲁迅看到后惊呼：苏联“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
起初斯大林不承认饥荒，还安排西方名人访问苏联予以证明。法国的前总理的爱德华·赫里欧，他被苏联安排在乌克兰度过了五天后，公开地说“苏联发生大饥荒是谎言”。后来斯大林承认了，但嫁祸于农业部长、白俄党中央书记等，说他们故意捣毁了收割机，弄死了3万头马匹，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和钉子。二战中，斯大林本人对邱吉尔承认：“一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并称：“死一个人是场生命的悲剧，死成千成万的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了。”当时，斯大林叹息：如果我把鲁迅请到莫斯科，由鲁迅来处理公共关系，哪里需要我日理万机、劳心费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