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封城、不封嘴就成功控制了疫情的国家(一)
原创 学者沈阳 慕义书院 5天前
截止到3月12日，韩国境内确诊新冠肺炎人数连续五天稳步下降。以至于人们将注意力转移至目前海外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与伊朗。至于日本，新增确诊病例33例，累计确诊破600例，达614例(还不包含邮轮“钻石公主”号上确诊的感染者)。
这两个东亚近邻，都是不封城、不封嘴。对比之，如今疫情两个重灾区，意大利，不仅封城，还要封国。伊朗，一开始就给24位“吹哨人”封嘴，结果是，两位副总统都感染上了。
有人问，为什么新冠病毒盯上的都是伊朗的官员，而且是大官?其实病毒无是非，什么人都可能被伤害。只是伊朗底层人民检测的少，近乎任其自生自灭，真实数字不公布。
国际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案例已经足够了。我们一起来梳理下韩国、日本等国家为什么能够不封城、不封嘴就能控制疫情。今天我们先梳理韩国社会成功控制疫情的经验。明天我们梳理日本。接下去一个一个梳理。
(一)
根据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KCDC)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1日0时，韩国总确诊人数为7755人，新增确诊242人。
疫情刚刚爆发时，韩国平均每天新增病例超过500人。这真是让人不禁韩国捏一把汗。感恩的是，这个数字在上周五下降到438，周六降至367，周日降至248，一降再降。
在没有封城、封嘴的情况下，韩国是如何做到控制疫情的?
正如韩国卫生部副部长金刚立所说：“在不损害公开透明的社会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建立一种反应机制，把公众自愿参与(检测)与具创造性的先进技术应用结合起来。”
第一是，第一时间就追踪了“超级传播者”，做了充分的危机预警。
自韩国1月20日确诊首例患者，至2月18日确诊病例31例，疫情相对可控。但2月19日，单日突增20例确诊者，且多人感染途径不明。此后，确诊数持续激增，单日增幅甚至过200。第31例确诊病人发烧后继续外出并参与宗教活动，造成居住地大邱附近大规模感染。
使得韩国疫情大爆发的这第31例确诊病人，来源于非正统基督教的“新天地教会”。虽然“新天地”不愿意配合，首尔和大邱政府还是强制对这个群体进行了大规模检测。目前“新天地”相关人员已完成检测。
新冠疫情爆发的主要成因是聚集性传播。韩国在第一时间就掌握了大规模聚集性传播的数据和规律。对“新天地”的正确处理，使得60%以上的病例处于掌控之中。
第二是，检测部门免费提供新冠病毒测试服务。韩国检测部门每天可完成15000个检测。总检测人数已接近20万人次。
对比很多国家，拒绝或无力提供检测，结果是穷人想节省费用，不愿意主动检测，错过了控制疫情最宝贵的事件。却被要求在家里“自我隔离”，导致了大规模家庭型聚集传播。
第三是，高科技快速手段的第一时间创新性应用。韩国利用其尖端的IT技术和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来跟踪感染源，根据其信用卡交易和手机定位来确定确诊病例的动向，并公开这些信息，以帮助其他密切接触者。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约50个直通测试站。这个过程中，司机可以不下车，只需经过10分钟即可完成测验，结果数小时内就能得到，方便旅行者第一时间就整。
第四、对公众知情权的充分尊重，绝不试图隐瞒任何应当公布的信息。例如，利用手机短信等互联网手段，每天两次发送媒体简报等最新疫情动态，提醒大家提高重视度，注意个人防范。还有，对有确诊病例区域的民众通报确诊患者基本信息。
为了维护公众的知情权，确诊患者的详细旅行史，公布在市政网站上找到。为了公民隐私权，该信息只包括确诊病例的住所或雇主，方便有需求者单独识别患者。
(受疫情影响，大邱各大企业纷纷采取在家办公等措施。
没有封城，却自愿在家，这就是人民支持的结果)
第五，第一时间就对外来人口做了限制外出规定，且提供了精细化服务，(在疫情爆发后)最大可能杜绝了境外的输入性传播。例如，韩国建立了“特殊移民管理程序”，所有入境人员要严格监控(包括隔离)14天，因此避免了疑似病人旅客入境。
作为一个服务型政府，韩国政府帮助入境的外国人在手机上下载一个应用程式进行自我诊断，以便出现症状后接受强化管理。
第六，还与韩国社会、韩国政府多年以来就有的爱卫生宣传教育有关。
即便疫情没有爆发，韩国民众就有在街头上戴口罩的习惯。根据观察，这个数字在平时不低于10%。这样，危机时，推广这一健康卫生的习惯更不难。
第七，却是我们重点要强调的，上述所说的六条，是此次韩国社会成功应对危机的最主要经验。但这些经验，在韩国能成功，与韩国政府对公民权利的充分尊重相关，也就是韩国政府是个有限政府。
这样，关于为什么韩国不封城、不封嘴就能成功控制疫情，首先我们要说，韩国政府没有权利给民众封嘴，当然也没有权利封城。
大韩民国宪法[1987.10.29.全文修订宪法第10号]第二十条规定，
“1所有国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的自由。2不允许对言论、出版的许可或审查及对集会、结社的许可。3通信、广播的设施基准和为保障新闻的机能而所需事项以法律来规定。4言论、出版不得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利或公共道德、社会伦理。言论、出版侵犯他人的名誉或权利的，被害者可就此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根据宪法这一要求，韩国政府不可能给民众封嘴、封城。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一路在军政府的压力中一路争战中过来的韩国人民，更是不可能让政府给他们封嘴、封城。
根据中国“观察者网”2月26日报道，在韩国25日举办的“党、政、青”协商会议后，韩国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洪翼杓表示：“将把韩国大邱、庆尚北道设为特别管理区，对这两个地区实行最大限度的封锁政策。”
就因为“封锁”二字影响极坏，尽管洪翼杓随后立即召开发布会做出解释，表示该“封锁政策”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封锁，仅过了一天，洪翼杓不堪压力宣布辞职，并向公众道歉：
“我作为发言人，本应用心斟酌自己说出的一字一句。我之前说出的话伤害了大邱、庆尚北道两地居民的感情。此外，我也没能减轻一丝韩国国民心中的不安，十分抱歉。我愿意接受指责，并将辞去首席发言人的职务。”
据悉，洪翼杓此前所说的 “最大限度的封锁政策”是指防疫意义上的阻止疫情扩散。即最大限度动员国内现有的防疫人员以及军队医疗资源，尽可能地隔离和治疗患者，尽快增加病房数量，以防止确诊患者在感染早期引发疫情扩散，而非地理意义上的封锁。
这本来是个完全正确的决定。就因为洪翼杓发言人嘴巴太大，而失去了工作。
也就是说，不是官员不想封人民的嘴，而是自己的嘴被依法封上了。这样的国家，医务人员就能自由地互相业务交流，也就不用放心什么官员剥夺他们自由权利。
从常识上来说，政府一旦是正确的，而言论又是充分的、自由的，在一个工商业的开放社会中，民众怎么会不支持政府的正确决定呢?尤其是急性传染病控制这样的关乎所有人生命健康的家国大事?!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在韩国这样的自由民权社会，要处理危机事件，官员确立这种公开透明、可追责的有限政府思维，进而取得人民的自愿、自觉的支持，非常重要。一旦形成了这样理性、自律的官民交往模式，一个国家不需要封城、不需要封嘴就能控制好疫情。
让我们再次默读韩国卫生部副部长金刚立这句韩国成功经验总结：
“在不损害公开透明的社会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建立一种反应机制，把公众自愿参与(检测)与具创造性的先进技术应用结合起来。”
这样的国家，人民会真心去爱。
所谓“乱邦不居，危邦不入”，就是移民的好国家吧。
原创：学者沈阳 慕义书院。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