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56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陈爱民，以新任校长的身份在西安外事学院走马上任。作为西安外事学院面向全球公开招聘校长的胜出者，陈爱民的上任再次引发了公众对民办教育未来发展去向的关注，也将“民办高校第二代校长谁来当”的问题抛了出来。
民办高校陆续步入更迭期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国民办高校已走过20余年的办学期，经历过“初创”“大浪淘沙”和“规模发展”阶段，坐拥中国高校阵营三分之一的席位，成长为我国教育事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去年年底发布的“统计公报”：2013年，我国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已有14.9万所、招生1494.52万人、在校生4078.31万人。其中，民办高校718所（含独立学院292所），招生160.19万人，为大批渴望升学的年轻人解决了学历和就业难题，也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各类人才。
然而，民办高校迅速崛起的背后，也存在种种隐忧——经费来源持续单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质量和特色不够鲜明、权力主体关系混杂，以及就业体制改革、高教发展方式调整等，都对民办高校形成倒逼态势，成为其持续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与此同时，很多民办高校的创办人——当年“打江山”的“一把手”相继离世或步入暮年，由谁继任第二代校长？按照一般惯例，“接手者”往往是以儿女为主的直系亲属。可是，“创二代”是否具有前辈的教育热情和管理能力？能否带领民办大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教育改革，完成“加强内涵建设”的调整？答案往往不得而知。
同时，因为教育行业的特殊性、重要性和复杂性，民办高校显然不同于一般的组织机构。“第二代校长谁来当？”已经不是个案问题，也不再是“一家一户”的内部纷争，而成为集中显现，摆在政府、社会和学校面前的考题。
“当或不当，谁上谁下？其实于公、于私都成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一位长期从事民办教育观察和研究的社会人士告诉记者。
他以西安一所知名的财经类民办高校为例说明：学校举办者身兼董事长、校长，妻子是副校长，目前主持工作，女儿是合作发展处负责人，两个外甥分别担任某分院执行院长和后勤处副处长。另有一个侄子，任保卫处负责人，侄子的女朋友在财务处工作，妻子的一个侄子担任教学科研处处长——“学校上下，核心部门，都有家族成员”。
最近，这所学校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一所国家部属‘211’高校的前副校长曾被请来主持校务，历时数年，但发展理念和学校举办者多有不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曾经掌管数亿元经费的厅级领导，在这里连300元的财务审批权都没有，你说还能干成什么事？”
这位知情者进一步透露，随着这位领导“被辞职”，当年追随其前来的一批教授和骨干教师也已纷纷离职。
“在大多数民办高校，只允许有一个姓。”谈及学校未来发展，他很是忧心，却也无能为力——“毕竟，学校是人家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除了党委书记教育厅可以委派，别人如何置喙呢？”
外事学院首次试水，探路去除“家族化”
一般来说，在我国公办高校，校长的诞生方式有4种：内部升迁、行政空降、平行调动、公开选拔。其中，教育部从2010年开始在直属高校中进行“公开选拔”的改革试点，但这种“公开选拔”目前仍不具备经验，还需要通过多次“实验”，并选择不同类型的学校尝试。
陕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重镇，先后诞生了以西安翻译学院、西安外事学院、欧亚学院、培华学院、西京学院、思源学院等院校为代表的一批知名民办高校，民间办学蔚然成风，形成了强烈的聚集效应。
时至今日，当年的学校举办者平均年龄已经超过60岁。姜维之、丁祖诒等一批老校长已逝世，其余的早期创办者也已大多退出校务管理岗位，其事业大部分由子女接班。
“民办高校的行政管理权力如何平稳过渡？涉及几万教职员工和数十万在校学生，事关重大，应当迅速引起社会各方面重视，并展开有益的探索和尝试。”陕西师范大学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张雁南博士表示。
“将校长权力转移到子女的院校，从目前看，发展各有千秋，不宜过多褒贬。”张雁南表示，但从国外经验和长远看，如何设计出一种制度体系，既能有效维护创办者及其家族的利益，又能创新学校管理文化？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和文化昌明，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
西安外事学院，成为这一探索的试水者——中国民办高校已进入了转变发展方式和加强内涵建设的调整期，面临着新的方向性选择。“民办高校要成功突围，再上层楼，首先要摆脱营利目的。”西安外事学院董事长黄藤认为，教育是公益事业，而非个人福祉和生计所在。要想“创百年名校”，就必须摆脱单纯以营利为目的和家族式管理的状态，回归学校天然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和社会公益性质，切实落实非营利公益办学方向。
“中国民办大学在发展历程中，举办人确实功不可没，你辛辛苦苦创下一个‘摊子’，交给子女好像很放心，但长远来看未必如此。”要延续教育香火，要推动改革创新，要创百年名校，必须把办学定位为长期的社会事业。靠家族是不行的。“二代子女对创业艰辛耳濡目染，或许可以，但三代、四代呢？既然迟早要改革，晚改不如早改”。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在本质上和公办高校一样，都天然地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社会公益性质。”有着多年公办高校工作经验、国外学习生活阅历、国办高校管理实践经验的办学者黄藤认为，民办高校办学者只有切实落实“非营利”公益办学方向，构建学校卓越发展机制，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诸多的发展瓶颈，把学校办成一流大学”。
对“全球公选”，政府和民间均密切“观望”
“公开选聘校长，只是学校系列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国内民办高校中率先打破家族式管理、加强公益化办学的尝试早已在该校展开。
“与公办大学相比，民办高校最大的优势在于以教育市场化为导向、高效灵活的体制优势。”黄藤认为，民办高校既不能简单效仿国内公办大学既成的老路，也不能照搬国外私立大学的发展模式，而是要革除发展中形成的行政化、同质化等弊病，最大限度释放体制红利，走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综合管理水平为核心的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
2014年开始，学校即着手进行多项改革。“法人治理结构调整”首先启动，学院建立了学校董事会及内部重要岗位亲属回避制，黄藤等办学人在改革中重申不求回报的原则，并带头让自己的直系亲属全部离开学校行政岗位。
“行政管理机制改革”紧随其后。学校制定和完善董事会、校务会、校党委联席会议决策及监事会全过程监督制度，并撤销原处、科等行政级别及机构，推动管理机构向“大部门、大职能、大服务”转变。
此次全球招聘校长，是“干部聘任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据悉，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干部将逐步实行全球招聘，校内竞聘和董事会，校党委、校务会联席会议任命等多种唯贤是举的任用制度。
“我们希望将这次公开选聘，作为学院突破家族式管理的又一次尝试。”黄藤表示，其实在几个选聘环节，自己并未给陈爱民教授投票，“但既然是公开选聘，又有各级政府部门、兄弟院校领导、专家学者和师生代表参与评议，我这个董事长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我们是要招聘一位称职的校长，而非我一个人喜欢但缺少民意基础的人”。
接下来的4年任期内，新校长陈爱民将每半年接受一次来自董事会及校务班子的全方位考核，只有考核合格，才能继续履职，带领这所有着23年办学历史和两万多名师生员工的民办高校继续新的征程。
在代表陕西省教育厅全程观摩“全球招聘校长”的官员看来，“这次来主要是看看他们怎么做，以后恐怕也都得这样做。”而更多的民办院校业内人士也表示正在持续密切观望。显然，这一探索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众对民办院校校长聘用制度改革的看法。
“西安外事学院的大胆探索，我们一方面要乐观其成，同时也需持续观察。”张雁南说，“校长”毕竟不是“董事长”，权力的重新划分好比“割肉”，“我们拭目以待”。王喜严 本报记者 孙海华
